Monday, February 28, 2011

新加坡脆弱吗?(吕品漒)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自从太太去世后沉静了好一段日子。日前他公开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专访,记者提问:“为何新加坡政府时常提醒并警告新加坡国人,新加坡是脆弱的;对于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是最顶尖人才;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威胁,必定时常保持危机感?”

李资政以他一贯一针见血的作风回答:“我们不是脆弱吗?若不是,我们为何花费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6%作为国防开销?这是一个节俭的政府,大家都公认的。”

“我们没有山泉河流,我们花了36亿新币建立深水隧道以便可以用于再生水,以足以自供;你觉得我们不脆弱吗?比我们强大的领国可以围攻我们,那该怎么办?我们的海岸线会被切断,到时我们所有的经济体系和来源会马上停顿。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们现在所建立的安全统筹会,国防军力,还有和美国达成的军事安全条约,是必须的,缺一不可!”

“马哈迪多年前说过:就以现在新加坡的面积已经给了我们麻烦,我们再供应沙石让他们填海,那必会更伤脑筋!”

李资政接下来解析:“我们为何要放最重量级的人物作为国防部长?因为他是在总理下来,最直接影响我们得以生存的首要人物。我们要炫耀我们的弱点吗?答案是:‘不’。可是我们有责任让新加坡人知道我们的确有脆弱的一面。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成熟的世界,为何我们拥有太平日子?因为我们时常让别人知道:冒犯新加坡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击,我们会确保他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是否太过于杞人忧天了呢?见仁见智。

我倒赞成,这些年轻一辈的新加坡人,没有看到与体验过严峻的经济与国家建设。所以,在享受繁荣经济的当儿,大家理应居安思危。


转自: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作者:吕品漒 2011-02-28

別让报考华文太沉重(南方客)

据报导,16名適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原本打算今年放弃报考SPM华文,但在马华联邦直辖区教育主任等人的劝服下,终於改变初衷决定报考华文。这些学生放弃报考华文,不是因为不爱华文,而是因为华文太难考,担心影响整体的成绩,才有不要报考华文的念头。

华文太难考,这不是上述16位学生的心声,而是全国每一位中五生的心声。每一年,在选择报考SPM科目时,要不要考华文是他们最难於做抉择的时刻。放弃报考华文,心中却捨不得那份对华文的热爱;选择报考华文,却时时刻刻担心成绩单上会因一科华文没有拿到A而受到影响。在选择和放弃报考华文之间,总叫人太沉重。

事实上,何止学生担心报考华文会影响到他们的考试成绩,一些国中学校长也为了害怕学生的华文考不到A,不但拉底学校的整体成绩,也影响学校在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下的排名,因此不鼓励,甚至阻止学生报考华文。这样的现象,真的让人感慨万端,报考华文竟然成为大家的梦魘。

不久前,马华轰轰烈烈展开全国报读报考华文运动,擬定种种策略来鼓励中学生报读报考华文。然而,要中学报读报考华文,不是仅靠嘴巴上的鼓励就可行了,更重要的是要对症下药,深入探討中学生不报考华文的根本原因。就以华文很难考到A为例,相比其他语文科,华文A1的百分比偏低是不爭的事实。例如在去年的 SPM考试当中,华文A1的百分比只有0.2%,而国文却有9.0%,英文则是3.0%,淡米尔文也有2.9%。难道华文真的怎么难吗?这是很多国中华文老师、学生和家长百思不解的。

因此,马华在这方面应认真探討华文难於考到A的背后真正原因,尤其是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更是身负重任,有必要召集相关的考试局和课程局官员来瞭解问题的症结,例如是否考试题目超出学生的理解范围、评分標准出现问题等等,以一一作出检討改善,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有足够的信心报读报考华文。

其实,华文太难考只是其中一个让学生对报读报考华文却步的原因,国中华文班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例如师资不足、华文班被编排在课外、没有舒適的学习环境、缺乏应有的教材等等,这对国中华文班的运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也打击学生对学习华文的信心和热忱,这些问题都迫切有待教育部关注和加以解决的。国中华文班是华小毕业生在中学阶段唯一学习华文的机会,因此,希望不要再让中学生抱著沉重的心情来报读报考华文。


转自: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南方客 2011.02.27

向印尼苏西洛总统学习(黄福地)

华人新年期间,印尼总统苏西洛表示,印尼政府將在今后两年內彻底解决印尼华裔仍然面对的受歧视问题。他表示,政府將继续为华裔提供公平的待遇,並且下令宗教部与地方政府进一步改善政府为华裔提供的服务。苏西洛要求宗教部长苏利亚和各省省长在今后两年內,彻底解决悬而未决的华裔公民受保护的权利,以及在政府部门所遇到的服务不周和行政程序的问题。

苏西洛总统是在印尼孔教总会在雅加达举行华裔农历新年庆祝大会,与副总统布迪奥诺共同率领多名重量级政府要员出席这个大会,以表示政府对华裔社会的重视。

看到这则新闻,令我內心惊喜激动,几乎流下热泪,印尼华人终於重见天日,否极泰来。的確,印尼是在变了,从一个种族极端的排华政治,朝向民主、和谐、开明的社会,华人在印尼的地位与奉献受到肯定。

印尼人口有2亿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共有整百个种族和部落,属於多元民族的国家,华人约有一千多万,是印尼第五大族群,善於经商,控制约70%的经济,对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华人是靠勤朴起家,正因为印尼华人取得的成就,而引起一些种族极端政客的妒忌,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製造种族课题,掀起排华运动,令华人遭受无妄之灾,也令印尼陷於动盪不安,贪腐盛行,国家难於进展。

印尼在歷史上曾发生多次排华血腥暴行,华人受到种种欺侮与打压,甚至要被迫同化,严禁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当作洪水猛兽。华人过著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路上讲方言也可能被打,使到许多年轻一代连母语方言都不会讲。由此可见,印尼华人丧失了基本人权,受到各种无理的歧视。

种族主义可说是国家动乱的祸源,也是国家进步的绊脚石,在这文明的时代,可说是一种耻辱。印尼过去的排华运动,除了损害国家的声誉,破坏了和谐与经济,对国家一点都没有好处,反而贫穷落后。和平共处,岂不好过相互杀戮?

苏哈多下台后,瓦西德上台,他虽是“盲眼总统”,但眼盲心不盲,他採取比较开明的政策,放宽对华人的不平等条列,而受到华人的尊重,中华文化开始復甦。

当今苏西洛总统,不但极力肃贪,重视人才,且一视同仁对待各族,进一步於2006年在宪法废除“土著”的字眼,让印尼全民不分彼此,都是属於印尼公民。故此,苏西洛总统时常在总统府接见华裔领袖,鼓励和嘉勉华人对国家作出奉献,保证不会剥削华人的权益,或抬出甚么“种族固打制打”,掠夺华人的成果,劫甲济乙。

毕竟种族主义在印尼盛行颇久,根深柢固,前朝留下的种种恶习,一时要更改,也非易事,所以在各领域仍有歧视华人的存在。这次苏西洛总统表示要在两年內解决各种歧视华人的问题,这是值得欢呼与尊敬的,显露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照顾国家和全民的利益。华人是勤劳和善於经商的华族,给印尼带来繁荣与进步,可以做为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只有庸人忌才,才会採取狭隘种族政策,驱赶人才。

我们替印尼感到庆幸,能有个贤明的总统,觉今是而昨非,拋弃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让印尼走上新生,促进各族团结,携手同心,共创新猷。俗语说:以民为本,和谐兴邦。这也是印尼这几年来,不受经济风暴的影响,反而取得良好的经济进展,令人刮目相看。由此可见,种族和谐,互相尊重,提高人民素质,建立爱心社会,才能共存共荣,国富民强,这是当政者,应引以为鉴的。


转自: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黄福地 2011.02.28

中东动乱与大选(林瑞源)

中东动乱引发油价高涨及威胁世界经济,因此针对大选日期,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提早举行,二是展延至明年。

目前没有人能够断定北非中东的战乱何时能够平息,如果是一个月内解决,油价很快就下调,对世界经济自然是丝毫无损;若动乱持续几个月至1年,高油价恐怕会造成另一轮的世界经济衰退。

利比亚狂人卡达菲已经疯狂,他真的会和“敌人”玉石俱焚,其他国家的动乱也可能演变成内战,因此世界经济蒙上阴影。

大马作为贸易国,难免受到影响。

关於大选日期的第一种猜测是基於国家经济可能也陷入衰退,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纳吉可能快刀斩乱麻,提早大选。

但是,至今没有迹象显示大选在近期举行,包括纳吉未指示国阵成员党提呈候选人名单。砂州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已经接到71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这显示砂州选举已是箭在弦上,而人们还未嗅到全国大选的“烟硝味”。

我相信纳吉之前的部署是砂州选举和全国大选一起举行,但目前形势有变。

我最近碰到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都认为大选不会那麽快,可能展至明年,理由如下∶

一、油价高涨及多个国家抢购粮食,加剧通货膨胀。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目前举行大选缺少“美好感觉”。

二、建筑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一些经济转型计划的工程成本增加,工期可能出现延误。

三、政府要吸引中东资金投入经济转型计划也可能面对阻滞,特别是大吉隆坡计划的国际金融区。

由於未能确定动乱何时落幕,因此中东的富裕国家需要保留资金,来应对突发情况,这使大马吸引中东资金,或推销回教金融产品和清真食品,都面对一定的难度。

国阵必须等到大型计划启动,包括吉隆坡的捷运工程,才能在工程发挥效应下,让人民感受到经济复苏,从而制造美好感觉。捷运计划首阶段工程预定在7月动工,须要6个月才能带动各相关行业的起飞。

此外,希山慕丁也透露,正副首相从3月开始巡回全国访问,每个月访问两州,要到年底才能结束整个行程。

综合这些因素,第二种说法更为可信。不过,政治没有绝对,甚麽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感觉到可以大胜,为何还要等待?特别是明年充满变数。

吉道和万里茂补选将成为“大选灵感”的泉源,尤其是马来选民占89%的吉道,可让巫统评估中东动乱的冲击程度。

中东虽远,却牵动大马政治布局,真是始料不及。


转自:星洲日报/一心不乱 作者:林瑞源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8

彼岸的选举和政治生态(林明华)

刚过了热热闹闹的农历新年,我们这里就选战风云密布,2场补选掀开战幔,砂州选举战鼓频催;在长堤彼岸,“小红点”也不甘寂寞,刚宣布了“大选预算案”,选区划分报告又接踵出炉,大选可能在5月举行的传言甚嚣尘上。

同样是选举,但两岸的风景,却是截然不同。

有人这麽形容,新加坡人看大马大选,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大马人看新加坡选举,精彩不足,索然无味。

大马人之所以如此看彼岸大选,是因为那是一场悬殊之战,还未开打,悬念已失。

新加坡曾是左翼联盟的大本营,但随著60年代初社阵在领导人纷纷被捕后放弃议会斗争,新加坡就已形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过去30年来,反对党来来去去也就只能依靠惹耶勒南、詹时中和刘程强等人在国会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如今,惹耶勒南斯人已逝,詹时中垂垂老矣,来临的大选,反对党看来仍然难有突破。

新加坡的反对党长期积弱,是该国政治大环境所然。对付政敌,至今影响仍无所不在的李光耀是从来就不曾手软的,他曾坦承∶“请问,天底下有哪个政党是会扶持反对党上台的?我们当然是要趁他们还没有起来,就先击倒他们,否则,等他们起来了,就很难除掉他们了。”

显然,在这样的政治思维情况下所形成的岛国政治生态环境,反对党是很难壮大的,一些反对党领袖更无法摆脱悲剧性的命运,例如惹耶勒南、徐顺全、邓亮洪等,破产的破产,出走的出走,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人民行动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政党,它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即先发制人,除了选区划分这个王牌,它还创立了举世无双的集选区和非选区议员制度,把反对党成长的机会压缩到最小,最终也就确保了它永续执政的政治格局。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最大的成功,是他们并未被绝对的权力所腐蚀,反而依靠一党独大的绝对优势而推行了效率惊人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小红点”,而且是世界治安最好,也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我的一些新加坡朋友感叹,新加坡社会的批判声音太微弱了,但大多数人民并不以为意,因为为了享有稳定、安逸的生活,他们早已不自觉地放弃建立一个更开放民主的政治环境的理想了。这就是新加坡当今的政治现实。


转自:星洲日报/云淡风轻 作者:林明华 《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2011.02.28

坏政府,好政府,无政府(郑丁贤)

北非人民付出鲜血和生命,要推翻坏政府;另一边,西欧的比利时人民,却悠然享受无政府的日子。

截至今天,比利时已经260天没有政府了。

去年6月,比利时大选之后,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独立执政。两个赢得最多议位的政党,始终无法协议组织联合政府,因此,打破世界纪录,成为最长期没有政府的国家。

比利时这个国家很特别,北部居民是讲荷兰语的弗兰芒人(Flemish),约占总人口60%,南部则是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人口约40%。

北部是商业和工业地区,比较富有;南部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北部人以勤劳和精明著称,南部人却习惯悠闲的日子。

两种族群组织国家,但是,语言、文化和经济有段距离,所以,长久以来,各过各的生活。

但是,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富裕的北方,就得照顾较穷的南方;北方人纳税多,南方人津贴多。

日子久了,北方人就不高兴了;心想,干吗我们工作这麽辛苦,纳那麽高的税,就是让你们南方人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於是,北方人就有了分离的念头,想要更加自主,甚至是独立,以后就可以花自己的钱,只讲自己的语言。

选举时,北方人选出了分离主义强烈的政党;南部选出重视分配和福利的政党。

政策主张和代表性南辕北辙,以致北方和南方政党无法再合作,无法再组织联合政府。

如果是其它国家,恐怕已经内战;但是,在民主已经制度化,社会高度成熟的比利时,却是一片平静,没有冲突,也没有混乱。

从南到北,依然是马照跑,舞照跳。

二百多天没有政府的日子,政府部门依然办公,警察依然执勤,一切照旧,大家过平常日子。

期间,比利时的经济成长还超越欧洲平均值,失业人口也低过欧洲平均。

破了无政府的世界纪录,一些比利时人开街头派对庆祝,这是他们开创的世界第一,引以为荣。

当然,也有许多比利时人发牢骚,认为缴了这麽多税,供养这麽多政治人物,结果连一个政府都搞不出来。

於是,有妇女团体搞运动,扬言再不组织政府,全国妇女就拒绝行房,让男政客知道厉害。

而青年男女也上街头,只是他们不示威抗议,而是集体脱衣,以裸体来嘲讽政客。

和北非,乃至陷於政治问题的各国比较,比利时人对政府的成熟和幽默,实在高明。

重点是,民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多於它是一种管理模式。

比利时人将民主内化为吃饭睡觉一样的简单和必要,再也没有其它力量,包括政党和政府,可以将之扭曲改变。

北非等国,却必须经过革命,开创民主模式,再进入生活方式。

至於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中间浮浮沉沉,得过且过。


转自:星洲日报/马荷加尼 作者:郑丁贤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8

Saturday, February 26, 2011

愈把持权力,愈会失去权力(陈裕如)

请看以下的政治诉求:“国家领导人和议院应透过民选產生、司法体系独立运作、释放政治犯、赋予人民言论与集会的自由、成立监管单位消弭贪腐、整顿军队。”此外,“提高基本工资、增加就业机会,破除对妇女的法律限制……。”

这不是埃及街头的抗议,也不是动盪中的利比亚反对团体的主张,更不是中国网站出现的政改呼声,它是中东大国沙地阿拉伯的网友在面子书上鼓吹的內容,呼吁3 月11日在沙地阿拉伯各地发动街头抗爭,来表达人民的渴望。同时,沙地国王紧急结束出访,兼程返国推出了350亿美元的福利措施,希望拉拢民心,期使“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不至冲倒这个中东最富的產油国。

以上说明了两点:一、民主、人权已是普世价值,且从意识形態升高到了行动阶段,足以推倒贪腐专制政权;二、善待人民是执政者的绝对责任,权力不是个人、少数团体专有以满足贪欲的工具。350亿美元的福利,反证了沙地这个王权国家过去应为而未为所做的补救,能否挽回值得观察。沙地和利比亚將同时成为中国的两面镜子,一缓一急、一软一硬,一个倾向短暂缓解,一个採取暴烈对抗,两个选择都不应是中国的道路。

利比亚显然最不可取。一个雇佣兵、用机鎗甚至战机肆行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已面临人心涣散、国內外声討、多个大城叛离的局面,作了40多年领导者的卡达菲,仍迷信好战的魅力领袖角色,镇压人民愈厉,遭到反弹的反弹將愈残酷。

卡达菲最好的未来是被包围,据守孤立的首都与外界对抗、形成割据,虽仍保有若干控制权,但面对分崩离析、树倒猴散的败局,而活在更为精神错乱的疯狂中。他次好的下场是一家安全出逃,在海外作寓公,但身败名裂,英雄变狗熊,抑鬱以终。他最坏的命运,是走不成、胜不了,最后城破碎尸,大屠杀席捲全国,对他的支持者、佣兵展开惨烈报復。当然,国家动盪、国土分裂,野心政客、军人趁势而起,用更大的权力集中来稳定局面,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一个魔王转型的“另类卡达菲”於焉出世,此一可能高度存在。

比较起来,沙地的情势相对缓和。这个温和的回教国家,长期与西方合作而得到广泛支持,也没有狂悖、搞恐怖活动的领袖倡乱,国家富有、地位重要,是中东的中流砥柱,它的油產更支撑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內政、福利、教育相对健全,是比较照顾人民的国家。但是,財富集中、亲王骄奢、专制管治,形成了阶级对立甚至斗爭的条件。面子书上的鼓吹示威集会,足以警惕沙国王室,必须迅採措施,重新分权、分配財富,否则革命的大潮衝击下,结果难料。不能与时俱进,愈是把持权力,反而愈会失去权力。

必须指出,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於保护人民、服务人民,以促进福祉,而不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骑在人民身上的恶魔。从大宪章、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本、民本的思想发展至今,已沛然莫之能御,宪法等同人民与国家签订的“契约”,民主是必要的手段,任何“违约”或执行不力的政党及政权,都必须接受人民的处置,选举便是体制內的处置。

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施政绩效不彰、使人民痛苦而长期执政,也没有一党专政、不接受选举检验的道理。任何滥用政府强制力量如军警,来妨碍人民基本权利伸张,以及管治不良、贪腐盛行,就是“违约”行为,必须矫正;政府不受矫正却倒行逆施、镇压人民,即使得逞也是短暂,日久必遭反弹,突尼西亚、埃及、利比亚都是例子。(期待中国积极推动“寧静革命”.上篇)


转自:星洲日报 作者:陈裕如 旅美资深报人 2011.02.26

看不惯的发型(林冠英)

上周是我父亲林吉祥的70大寿。我们举家盛装出席,甚至有人调侃,我如此隆重的穿上燕尾服,不知情者,还以为我是当晚的新郎呢!

而媒体则把焦点放在我的头发上。为何我会以新发型示人呢?

其实,整个生日宴,都是由我的妹妹“揸Fit”。虽然我是一州之长,但是在这里头,我还是得乖乖听她的指示。妹妹的理发师朋友先给我家3个公子抓了高高又有型的头发后,妹妹称:父亲跟孩子的头发也要匹对才行。

我瞄一下幼子那高起来的头发,天啊,怎可以抓得这么潮、这么高啊?于是我跟理发师“讨价还价”,可以梳高,但不是像我儿子那么高,高一点点就好。

因此,大家看到的新发型,其实已经是“修正版”的了。

对于我一个晚上的“新头”,有褒也有贬。褒者,多为年轻一派,觉得很in 很有时代感;但是,对于老一辈的支持者,包括我党元老曾敏兴,则认为我身为一党之首,一州之长,应该有一个领袖的样子,还是回到传统的发型,比较适合“政治形象”。

当晚,发型唯一获得“倖免”的,就是寿星公林吉祥。他依然以一头往后梳的发型示人,70年如一日,已成为他的特征,就像他对肃贪的坚持、准备付出一切为了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捍卫民族自尊一样,从未改变。

曾经,有朋友问过林吉祥:“你这么付出,值得吗?万一你发生什么事,你的家人怎么办?”

我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噢,他们会照顾自己的。”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怎能不独立、不自立呢?

人要独立自主,国家尚且一样。人的立场需要一致,国家在肃贪的立场何尝不是一样?因此,成为一州领导之后,我就持着同一概念行事。

往往最看不惯的,就是众人对贪污的坦然接受程度。为什么人民可以忍受贪污?

曾经有一个征地发展个案,让我实在看不惯。根据估价师的报告,有关地皮每平方尺只值不超过5令吉,甚至有交易是以1令吉37仙成交;但是前朝政府却以每平方尺8令吉的高价付给地主,多了60%。

这意味着,朋党关系的地主多赚60%,政府则亏60%,实在不解为何前朝可以接受。于是我下令彻查,负责的副县长无法解释,结果24小时内被调职,众高官看了都清楚知道:在这里,绝对容纳不下贪污滥权!

遗憾的是,尽管州政府第一时间向反贪委会举报,但是一年半已过去了,该会对调查显得兴致缺缺,迄今当事人依然逍遥法外。是因为被举报者非民联人,还是国阵当权时犯错者皆有免控权呢?就是这样,使我们对反贪会的信心跌到谷底。

有时我不得不思考:为何人民看不惯我的新发型,却对贪污这么“看得惯”呢?标准何在?


转自: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林冠英 槟州首席部长 2011.02.26

吃飯和說話(李愛如)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還是重慶市委書記的時候,曾經妙解“和諧”。他說,如果把“和諧”二字拆開,“禾”加“口”為“和”,就是人人有飯吃;“言”加“皆”為“諧”,就是人人有話說。

中國在“人人有飯吃”這一節,是做得很好了,從春節後的職場從以往的“人找事”變成“事找人”,就可窺知一二。但說話,卻不比吃飯簡單。

中國最近流行“散步”,但很多人卻因此散步散到牢裡去。中國人可以說話,絕對有言論自由,但不能傳話,更不能傳播信息散佈謠言。一人傳實,百人傳虛,互聯網的消息既然是靠傳播而來,不知經過多少人的口,所以要嚴密監控,防堵謠言。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吃飯是天大的事,但說話是否也如天大?說話,可是會讓人承擔天大罪名的,所以才有以文治罪。

倪匡一再強調,人類的語文不夠用,一句“非筆墨能形容”都給用濫了。倒是繪畫創作,更能表達人們複雜的思維,而古畫也永遠比古書值錢。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在探討複製人的小說《別讓我走》中,提出通過複製人的繪畫創作,來審視複製人是否擁有靈魂的說法。但書中複製人的結果,卻是一個接一個步上手術台,捐獻器官而死。

許多人在看了小說或改編電影後,都有同樣的疑問:為何他們不逃走不反抗?

是啊,朝鮮人,你們都淪落到吃草的地步了,為何還默默承受?

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病能醫治,安逸的(生理上的)生活條件,或許真能讓人忘記,在這些安逸條件以外,其實有木欄圍著,說難聽些,自己只不過是被圈養的牲畜。但人始終是人,飽食終日的人或許懶得沒事找事,但餓肚子的人呢?


轉自:星洲日報/國際漫步 作者:李愛如 《星洲日報》國際新聞組組員 2011.02.26

“卡達菲效應”的擴大化(羅正文)

繼突尼西亞的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之後,利比亞領導人卡達菲也陷入垂死掙扎中;接下來,民眾的怒火也可能延燒至也門、巴林、阿爾及利亞等地。

從本‧阿里到卡達菲,從突尼西亞到利比亞,從第二世界(極權世界)的領航人,到第三世界的破落大戶,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阿拉伯世界的變化的確只能以“從高峰跌落谷底”這樣的字眼加以形容。但是,包括阿拉伯國家人民和全球的民眾都想進一步的追問,到底這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短暫現象,還是一段持久的逆旅?

如果用社會科學的觀念做深一層的檢討,問題則是:到底轉型只是一段短暫的過程,還是說它未來就是一段無特定方向的發展歷程;它本無固定的方向,既可以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回專制權威,還有可能只是懸宕在那裡,不生、不死、不富、不滅,變成一種難以清晰界定的混亂情狀。這就像中美洲的海地和東北非的索馬里甚至伊拉克、阿富汗一樣,變成一種自由、混亂卻無政府的狀態。表面看來,是脫離了舊的專制、威權,而且也允許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運作,實際上,則是缺乏效率、秩序安定和制度化。換言之,這是一種缺乏制度化和民主效能的政治解體局面。這種形式的民主轉型,顯然並非我們所期望的制度化民主轉型,而且也難以走向穩定的憲政民主,但從全球經驗觀察,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轉型,卻有不少是屬於步履蹣跚的前者,而成功的建立起穩定民主的國家,卻是少之又少。

1990年代東歐民主轉型的例證,可以進一步彰顯此一民主轉型歷程的複雜性。立陶宛、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國,不是依然處在前共產黨勢力盤據的處境之下,就是面臨著反共的民主黨派失去了政局的主導力,而改頭換面以“社會黨”或“社民黨”的形象站到台前的前共產黨勢力,重新掌權的新情勢。雖然這些前共產黨本身也已轉型,但對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及集體主義的堅持,卻是依然不變的。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復辟的領導階層中,不乏過去共產黨政權中的軍政首長、特工頭子及計劃經濟的執行人,甚至曾是民主黨派的死對頭。這樣的轉型歷程,到底應稱之為民主逆轉或共黨復辟,的確是有待深思的,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國家的社會治安、政治秩序與國計民生,已經太不如前。儘管民間的經濟競爭活動已大幅度開展,但原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貧富懸殊的困境,卻已造成社會沉重的包袱,而價值體系與文化觀念的瓦解,更是對人民影響深遠的心頭之痛。套句政治學者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話說,這實在是一段前途茫茫的政治衰退(Political decay)歷程,民主的前途究竟在哪裡,卻是一個難以樂估的問題。

從東歐和阿拉伯世界看回第三世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面貌卻好像完全不同。目前一些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績仍然相當樂觀,政治改革的成果也差強人意,而社會秩序基本上仍維持得住,至於所謂“卡達菲效應“,則好像還未發生。換言之,這些國家民主轉型的歷程應是政治“發展”而非“衰退”,應是民主“成長”卻非“逆轉”,前途似乎是樂觀而充滿希望的。

可是,若我們再做深一層的反思,情勢卻未必是如此樂觀。從菲律賓歷任總統涉貪腐、印尼軍方各據山頭、台灣陳水扁案審訊的曲折離奇,我們看到的是公權力淪喪,政府能力不斷衰頹的事實。從一些多元種族國家極端種族主義氣焰猖獗,到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我們看到的是政治腐化現象不斷惡化的政治衰退歷程。而兇殺、綁架、亂倫、弒親、縱火、飆車等社會治安逆轉的訊息,更讓小市民和大商人同樣感到危機四伏,不得安居。

上述這一連串的疑問清楚的告訴我們:雖然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歷程遠較東歐、阿拉伯世界來得成功、穩定,但卻未必能發展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憲政體制。這些國家的發展離穩定民主的境界還十分遙遠,而目前所出現的諸多問題,卻已構成民主發展上的重要障礙。如果它們不能在未來幾年內革除民粹主義、權錢交易、政府無能等弊端,則當前的小阿奎諾、蘇西洛、阿比希甚至馬英九等領導人,可能人人都會變成卡達菲、穆巴拉克,在短期之內聲望跌落谷底,成為快速折損的“舊朝人物”了。

“人人變成穆巴拉克”,或許只是當前許多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夢魘,但更是尋常百姓不願見到的轉型悲劇。可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在卻已看到一個個快速折舊的“穆巴拉克”,也看到黨意與民意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當前的危機,也是我們駐足反省轉型歷程時的警訊,更是我們探索民主國家前景應有的新思維。


轉自: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羅正文 《星洲日報》總主筆 2011.02.26

还富于民(洪建文)

国际原產品价格涨个不停,通膨压力开始蠢蠢欲动,令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但近期却有不少国家体恤民眾苦情,大方还富於民,確实令人羡幕。

其中,邻国新加坡为帮助国民克服通膨压力,特在2011財年预算案推出高达66亿新元(约158亿令吉)的国民福利计划,当中包含32亿新元的家庭退税和减税项目,以及34亿新元的长期社会投资。

分析员预计,一般家庭在此次预算案中能获得3千新元左右的“红包”,近80%民眾將受惠,中產人士也可以获得退税和减税。

此外,韩国政府为因应粮价飆涨,以及可能的粮荒,决定分別斥资100亿韩元,在期货市场购买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原產品,来稳定国內的物价。

不过,儘管大马2010年第四季国內生產总值(GDP)成长4.8%,全年经济成长更是达到7.2%的10年最快增速,既然经济快速发展,国库比较充盈,政府拿出资金补贴民眾还富於民,减轻物价上涨给民眾的压力,確实是理想的概念。

但从现实层面来看,大马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唯有透过积极削减津贴等福利设施应对,哪有甚么閒钱还富於民。

其实,在独立后的53年时间里,政府就有长达47年是处於財政赤字状態,虽然曾在 1993至1997年这段经济蓬勃期出现短暂6年的財政盈余,但隨著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財政支出支撑国家经济成长,虽让国家安然渡过经济危机,但也导致国家再度跌回財政赤字窘境。

大马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增长,但是国民財富分配却明显失衡,不仅房价一路飆升,教育、医疗收费也居高不下,中低收入的民眾实在吃不消,因此政府应主动削减民生负担,让民眾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眾享受优质公共服务,增强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中產阶层是大马纳税主力,但往往未能享受社会福利,加上一般面对房贷、车贷等经济负担,为紓缓中產阶层的压力,政府也可透过减税减轻民眾负担,即可让民眾直接受益,同时还可逐渐將国有资產分配给国民,都是让民眾更有钱来应对通膨的有效方法。

目前,大马的个人所得税率是27%,与其他邻国相比,税率已偏高,而且政府往往在降低个人所得税后,通过重组津贴机制和税务架构以填补或提高税收,变相让人民间接缴付更高的税。

虽然我们能够理解政府无能力给普罗大眾派发红包,但民眾还是希望政府可以有长效的解决办法,而非在大选前才给予许多的口头承诺,为爭取选票才大派糖果,一旦选举结束,一切又打回原形。

更重要的还是执行能力,毕竟政府空有好计划,但执行却始终使不上力,让一些不法份子有机可趁,將“还富於民”搞成“藏富於官”,不仅重挫政府形象,也动摇民眾对政府的信心,那可就划不来了。


转自:星洲日报/焦点评析 作者:洪建文 2011.02.26

Friday, February 25, 2011

华人真是金钱动物?(李素桦)

最近趁假期之便,与家人一起去东海岸旅行,选择东海岸是因为那儿有汹涌澎湃的大海,也有绚丽壮观的日出。

在享受难得的几天假期中,我同时有机会了解到马来友族对华人存有的某些误解。

事缘在一个下着细雨的早上,我躲在海边凉亭眺望大海,负责巡逻度假村海滩的保安员停下摩托车与我闲聊,在提到哪个月份最有机会观赏到日出时,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华人大清早爬起来到海边等待观赏日出,是不是看了日出之后,人的运气就会旺起来?

经典诗文沾臭铜味

我反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回答很少看到马来人或印度人愿意这么早爬起来看日出,而华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没有生产力的事情上,所以,他猜想这与金钱有关。

天啊,华人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我们的诗人墨客对大自然的赞叹不少出现在经典文学著作中,日出之美是有目共睹的,更何况朝阳从海平线升起的灿烂时刻,更是令人神往,这与金钱有什么关系?可悲的是,我们友族所认识的华人,竟然是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动物,这个误解,我们能够怪谁呢?

友族对我们的误解,大概可以从前几天的报纸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事关我们的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柔佛主办的华人新春团拜晚宴上,也形容我国华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赚钱,即使拜神时也想着如何赚更多钱,所以我国的经济是被华人所控制的,但是马来人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华人对我国的经济贡献良多。

我认为,这番谈话是具有误导性的,副首相把华人形容成没有品味的民族,似乎华人除了赚钱外,一无是处,难怪华人需要自己找钱办教育、搞经济、搞文化,因为对友族来说,华人不缺钱,相反的,华人有的就是钱!

我很期望有人或者一些社团组织发表文告反驳副首相这番谈话,但是遗憾的是,至今却还没有看到一篇这样的文告,我担心长此以往,友族形容华人为金钱动物会变成趋势,我们华人社会能坐视不理吗?

唤人更上一层楼

友族对我们的误解,使我想起最近一次中国山东省之行,为了一睹黄河入海流的气势,我与同行朋友特别去了一趟东营,因为这里能观赏到黄河进入渤海的壮观情景,来自印尼的代表对我们的兴致大感不解,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条河流进大海,没什么大不了,可对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来说,黄河就像一首诗,它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故事,此番有幸一睹其风采,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当然乐不可支。

文化需要交流才能促进了解,我们与友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我们缺乏了解,有时甚至会误解,我想,政治人物应该负起很大责任,我期许领袖们在发表谈话前,应该三思而后行,不要发表引起种族误解的谈话,相反的,强调包容尊重,才能促进国民的真正团结。

在新的一年里,请停止形容华人为金钱动物,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下,我们都是一样的。


转自:南洋商报 作者:李素桦 2011.02.25

维持现有燃油价格(南洋社论)

北非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尤其利比亚暴动升级,一些外国石油公司被迫停产,导致该国石油日产量减少120万桶,冲击全球经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短期未有平息迹象,利比亚狂人卡达菲总统更曾恫言要炸毁汽油输送管,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它可能推高油价持续上扬,导致全球出现石油危机,冲击仍处于脆弱状态的全球经济。

各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应对油价上涨,以免引发通账及削弱消费能力,并减缓它对股汇市场、原料、农粮和物品价格、生产成本等所产生的负面冲击。具标志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本周一曾创下每桶107美元新高,美国市场油价也持续上扬,显示国际油价走势完全受中东局势牵动。

沙地阿拉伯、利比亚和伊朗三国的产油量合占全球总产量的19%,利比亚当前局势几乎已处失控状态,伊朗也随时再爆发反政府示威,沙地国王本周四虽宣布派发高达350亿美元的利民“糖果”安抚民心,但仍有网民号召在下个月11日示威,只要阿拉伯产油国的政治危机犹存,油价飙涨的阴影就挥之不去。

油价大幅飙升将导致外国的制造领域成本、粮食及原料等出口物品价格升涨,这些原料和物品等在输入大马时,价格将水涨船高,加上汇率波动幅度影响,将增加本地企业的生产成本,推高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价格,引发通胀。

在种种外围因素的牵动下,国人的负担加重将无可奈何,除非政府拟定有效应对机制,承担较大补贴来吸纳涨幅,以减轻人民负担。

内阁已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及实验室,专门研究因国际原油及粮食价格上涨,对我国油价和物价造成的冲击,以减轻人民负担。首相署特工队成员蔡兆源认为,政府宜继续维持燃油不起价的政策,以免国家经济活动在连锁反应下放缓,导致国家收入减少。

该建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2008年国际油价狂飙至每桶逾142美元时,政府当年大幅度调高油价至每公升2令吉70仙,引起百物腾升,以致普通收入百姓和驾驶人苦不堪言。

贸消部长依斯迈沙比里宣布,政府决重组补贴机制或固打,以维持占市场88%的RON95等燃油价格。此举有助稳定企业营运及运输等成本,让物价维持当前水平,减轻中低收入群体和驾驶人的负担。

经济学家分析,若以96美元为基准,油价每上涨1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将跌0.5%;尽管如此,作为石油净出口国,相信大马可从国际油价飙涨中的获利,用以协助抵消国内市场所承受的冲击。

政府今年须承担柴油和汽油的补贴高达140亿令吉,另外补贴粮食等物价,国人宜调适生活方式,避免挥霍耗油,以免“补垮”国家经济。


转自:《南洋商报》 南洋社论 2011.02.25

非友非敵(夏泰寧)

美國第七艦隊司令范布斯柯克週一在香港的一個論壇上發表講話說,美國真誠地希望,在中國繼續發展其藍水海軍、且中國一艘航空母艦可能即將下水之際,中國能夠以負責任和建設性的方式使用這支海軍。他並表示,美國並不視中國為對手,或是個直接威脅。

作為美國海軍在亞太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范布斯柯克的言論代表了美國軍方對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看法。然而,由於美國視自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是其全球安全利益的一部份,而中國則視亞太地區為自身安全利益的全部存在,即使美國仍未將中國視為直接威脅,而是如范布斯柯克所指出,美國目前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承諾是有史以來最強的,這樣的軍事承諾看在中國眼中,已是將自己作為針對目標,至少,中國不是美國的朋友。

實際上,美中兩國在軍事關係方面的不穩定,始終是兩國政治、經貿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雖然雙方關係目前談不上非友即敵,但雙方在亞太地區不同的地緣政治需要,令到雙方始終難以建立軍事互信。范布斯柯克指出,在亞洲地區,中國軍艦不肯回應美國軍艦發出的禮貌性問候。原因很簡單,由於美國堅持對台售武,而中國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份,中國海軍自然而然地對美國存在天生的敵意。此外,過去1年內,為了應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美國聯合韓國、日本等盟國,不斷在中國附近海域舉行軍演,使得中國相信,這樣的戰爭遊戲,醉翁之意劍指中國。

美國如果真的希望看到中美軍事交流能夠走上軌道,就不僅需要在兩國軍艦相遇時對中國軍艦禮貌性地打打招呼,更需要設身處地考慮中國的安全關切,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更需要檢討維持多年的對台售武政策。否則,中國很難相信,美國並不視其為對手或直接威脅。


轉自:星洲日報/東張西望 作者:夏泰寧 香港資深評論人 2011.02.25

踏出勇敢的一步(张启华)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艳阳天一个周三中午,数以百万计的旧车,正从全国各乡镇涌向布城,令布城首相署各部门出入的车辆完全动弹不得。

那些出席内阁会议,要赶回吉隆坡主持仪式的部长们,被数以百万旧车堵住去路。

这出“旧车堵城记”,其实也是在政府政策迫出来的,百万以车代步的车主原就是弱势群,在国家汽车政策步步进逼下,促使旧车由全国各地涌往布城请愿。

当然,一些以前只在田野间负责运送稻谷,或在建筑工地间运送重甸甸洋灰的车子,因不停长途跋涉,导致水箱水滚,被迫停在通往布城政府部门附近。

还好,这些车子不像国产车早前某款车子,未在布城离奇起火。

不管这些旧车会否在布城起火,我皆希望这样的梦境不要在现实生活出现。最近纵火、自杀案件太多了,大马的经济经不起这样的震荡,我还期待政府认真贯彻经济转型计划后,享受经济转型的美景。

不过,我有点担忧的是,自从新的国家汽车政策去年公布后,那些有心升级购新车的人士,不但盼不到车价合理化,原有的旧车车主更被断了后路, 15 年车龄旧车今年开始不仅需送检,现有检验体制更会令人发火。

另一项令人发火的问题,是未来 18 个月内若无法获进口旧零件,这些旧车要如何处置?

还有一项问题虽然并不那么恼人,但旧车一律不准买三号保险,目前最低车险费从 350 令吉起跳,跟以往享有的不到 100 令吉保费大相迳庭。

这些旧车车主都泰半为低收入群,基于收入没有提高,又可能需把大部份收入,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因而只要旧车仍可靠耐用、不使性子,仍会选择不离不弃。

另一个原因是可能要作为孩子后盾,孩子刚进入职场就分期付款供一辆新车,太多的负担会令财务出现风险。

我国的家庭债务是日本之后,亚洲里最高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78% ;家庭债务过去 4 年每年以 9.5% 增长,截至去年 8 月更升至 5 千 615 亿令吉,除了 45% 为房屋贷款外,另外 20% 便是汽车分期付款。

尽管目前国内呆账率偏低,假若经济走势低迷,大马人的过度贷款情况,令人捏一把冷汗。

过去 25 年来,自从国产车推出后,凡是购买新车者便是不折不扣的“双重冤大头”,不仅要付更高车价,还可能因车子很多毛病,而再次不计其数的当“冤大头”。

也因生产大马国产车的虚荣心态,当年有潜能成为汽车制造枢纽的大马,与“东方底特律”的美名擦身而过,目前这美名旁落泰国。

如今,眼看好几家全球汽车制造商,仍看好大马汽车市场整体优势,欲在大马设中高档汽车生产中心,但大马的超高汽车税务却使很多国际车商另作他想。

这些车商即使在大马生产汽车,而生产出的汽车却不能在平台上竞争,他们在大马设厂有啥意义?因此,要大马解除保护政策开放车市,是自然不过的交换条件。

比较起来,印尼经济前景看俏,幅员广阔、汽车普及率仅达 26% 的千岛之国, 2 至 3 年内仍潜能无限,甚至有望赶超大马这个东盟车市一哥。

聪明人大概也知道,舍弃汽车保护政策争取更大市场将确保大马经济走向宽广大道,也可解开四分之一世纪扭曲的车市。

一旦大马踏出这一步,那些百万辆的旧车也将自然推陈出新,至于二手车市场给予 5 至 7 年缓冲期循序渐进作调整,走上车市的康庄大道便指日可待,不必担忧最后契机又被印尼夺走!

但是,大马会踏出这一步吗?


转自:星洲日报/焦点评析 作者:张启华 2011.02.25

福泽谕吉的智慧 (郑丁贤)

高谈廉政,改变不了人心的贪婪,制度的腐坏。

日本有一句谚语∶“要官员不贪,就如同要市场卖的鱼不腥。”

“发达如日本,也有贪污问题。”这会是部份人的自我精神疗法。

但是,在日本,贪污的官员自杀或被控,连首相也被拖累而下台。

不同之处,在於人心懂得廉耻,在於制度的清明;当人心和制度都没问题,才有资格谈经济建设。

百多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伊始。

当时,有很多路线之争。从保留日本封建旧制,只学西方技术经济;乃至废除旧制,全盘西化。

这时,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改革人物,名叫福泽谕吉。

他的观点不一样。他主张先改变人心,再变更制度,最后才发展科技和经济。

这三者,必须顺序推行,不可颠倒秩序,否则一事无成。

他的逻辑,在於人心是根本,能够改变人心,才能让统治阶层和人民接受制度的变革;一旦人民奉行新制度,才能让社会依著制度改进,最终,才有机会开创科技和经济文明。

为了推广他的理念,他写书、办报、结社、向政府进言,还创办了著名的应庆大学。他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获得社会精英和政府所接纳,成为明治维新的中枢。

近代的日本,基本上是依照福泽谕吉的路线,而强盛成功。

相反的,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搞洋务运动。清廷花巨资购买西方的洋枪大炮和船舰,却抗拒制度改革,更遑论人心的改变。

结果,几场仗打下来,一败涂地,国家濒临沦亡。这时,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才想要改变政制,但是,基本上人心未变,政改推动无力,结果变法失败。

清朝中国的失败,在於想要实现技术和经济的成功,却不愿意改变制度和人心;日本的成功,在於改变人心,才渐进的改变制度和科技、经济。

这个逻辑,到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它的存在道理。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50之后的马来西亚,争相要跻入先进国行列。

成功,要一步一步来,没有捷径。


转自:星洲日报/马荷加尼 作者:郑丁贤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5

经济成长与民众幸福(张庆禄)

这些年来,经济成长似乎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或政府表现的标准。

经济成长就等於学生的年终考试成绩,好或不好,分数代你说话。当国家取得高成长率时,政府就会兴高采烈地广为宣扬,展现成绩。

我国最近“秀出”亮丽成绩单,去年取得7.2%经济成长,创下10年以来最高纪录。这项消息理应使人振奋,然而即使台上的领袖说得兴致勃勃,口沫横飞,基层人民却依然无法快乐起来。

经济是成长了,但人民看不著摸不到,手里拿著的是日益变薄的钞票,吃的是越来越贵的云吞面,买不起的是愈卖愈贵的房子,“良好感觉”要从何而来?

当经济成长只惠及少数企业与精英,当经济成长与薪资增长脱离,与高通膨挂钩,再高的经济成长也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人民要的不是单纯的经济成长数字,他们要活得幸福快乐。即使经济成长的成果真的能让全民共享,也无法保障人民的幸福。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伊斯特林在1974年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财富增长并不一定会提升人们的幸福。虽然财富在达到某个程度前,幸福感会随之增长,然而一旦财富超越了某个程度,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性 就不明显了。财富,或曰经济,并不是幸福的灵丹。

职是之故,我以为,国家或政府不宜过度追逐经济成长,而应著力於打造一个有助於促进幸福感的社会。固然,经济是重要的一环,但此外,社会的民主、法治、自由、公平、正义、透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是与人的幸福感息息相关的。

或许,一个国家非常贫困落后时,政府不得不专注於经济发展,不过,当国家发展到某个程度后,政府就必须把目光放宽放远。需谨记的是,经济成长的目的是要令国人活得更好,是一种手段,并非目标。

对於那些过於沉迷经济数字的朋友,我想分享不久前在杂志上看到的一段文字(大意)∶“更重要的是生活的舒适安逸,在日本这里,我看到了。”一名中国人针对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事,如此说。


转自:星洲日报/六日谭 作者:张庆禄 新闻从业员 2011.02.25

彼岸的红包(林明华)

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日前宣布2011年预算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把66亿新元的财政盈馀归於人民分享,除了总值32亿新元的“增长分红”,还有就业 特别花红、个人所得税缴税回扣、公积金保健储蓄填补、儿童培育补贴、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取消电视及收音机执照费等等。这意味著,一般的家庭约可分得3千 新元(7千200令吉)。以一个四口之家的为例,若夫妇月入2千新元,育有2名孩子(一名就读小学,一名需托儿服务),他们所能分获的红包,甚到可达8千 500新元(约2万令吉)!

彼岸政府大派红包,而且人人有份,让此岸的人看到直流口水。

不过,新山人也不必太过失望,因为尚达曼宣布的红包,他们固然没有份拿;但另一个人又要来新加坡大派红包了,爱去娱乐城怡情的新山人,也许这次有机会分一杯羹。

这位要去新加坡大派红包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最近在台湾大派红包给穷人,让几个台湾穷老婆婆感激涕零到下跪回谢的风云人物??“中国首善”陈光标。

吾友阿忠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兴奋莫名,跃跃欲试的鬼样子,令人想要狠狠揍他一顿;但看到他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又不忍泼他冷水。

有钱的人,是很难理解阿忠这种小市民的心态的,你以为他们贪小便宜,为了一点小钱丢人现眼;但如果你真的穷过苦过,就不会这麽想了。

有人骂陈光标伪善,但对新加坡政府派红包之举,却是赞誉有加,殊不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陈光标要的首善名誉,但求名扬海外;新加坡政府要的则是盛世名声,但求人民永续支持。因为岛国的大选,很快就要来了。

不过,新加坡政府分钱给人民,这几年来已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的例行公事,并非大选才来为之。我的一些新加坡朋友就已经拿到很不以为然,理所当然甚至胃口被愈养愈大的心态,令我有点讶异。

话说回头,你可以臭骂陈光标,也可以批评新加坡,但也请你扪心自问,你为穷人做了多少善事?


转自:星洲日报/云淡风轻 作者:林明华 《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2011.02.25

国家包袱(林瑞源)

马哈迪反对高速大道“国有化”计划,第二天南北大道股东大会就通过公积金局和UEM集团的全面献购议案,这让南北大道在股市除牌,也为政府解决大道收费不断提高的问题而铺路。

UEM集团是国库控股独资子公司,公积金局是政府投资臂膀,关起门来商讨如何修改大道合约就方便多了,政府也无须为每3年调高过路费的课题而烦恼;提高过路费引起民怨、不调高又必须赔偿。

虽然马哈迪大力为他掌权时期的私营化政策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国家和人民还为他独断和错误的决策付出代价,政府也不知道如何收拾手尾。

上世纪80年代,私营化是一个潮流,其中日本就取得了成功,然而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私营化政策和马来西亚一样,在拟定合约时,偏向私人公司那一方。

譬如,合约阐明如果车流量没有达到指标,政府必须赔偿;政府成为有关计划贷款的担保人,甚至是提供低息贷款。一旦计划失败,政府就接管有关公司,比如柏华惹钢铁厂、英达丽水、铁快铁公司;政府已经动用110亿令吉接管7家管理不当、陷入财务危机的私营化公司。

马哈迪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用者必须付费。然而却不见公司负责人负起财务责任,只看到政府动用国家资源来收拾私营化计划的烂摊子。计划成功,企业家赚大钱,计划失败却丢给政府,这样“包赚钱、亏本政府负责”的私营化计划,谁还敢要?

比较起来,还是纳吉的经济转型计划较为务实,也照顾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首相署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拟定能够推行的发展和商业计划,然后鼓励私人界出资;计划是否成功,由有关公司负责,政府完全不用负起责任。

另一个国家的包袱是国产车计划,已经接近30年了,大马国产车还不能自立,还需要人民的“供养”。

如果当年马哈迪不是头脑发热、搞甚麽民族主义,只是提供奖掖、吸引外资来设立汽车装配厂,今天也轮不到泰国成为区域汽车制造中心。

大马国产车不便宜,外国车更因为税务而贵了一倍;已经有两代人为国产车承担“汽车债务”,这样的日子何时能了?

国产车没有办法外销,就永远只能依赖国内市场;市场不开放,普腾就永远找不到外国伙伴。用钱向日本三菱购买Inspira车款,就是新车款,国产车还有甚麽招数?

长痛不如短痛,政府必须和马哈迪失败的政策切割开来,走向自己的道路。


转自:星洲日报/一心不乱 作者:林瑞源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5

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续推进国营企业私有化

南北大道昨日举行特大,结果通过由UEM集团与公积金局(EPF)以每股4令吉60仙或总值230亿令吉全面收购,这个备受争议的国营企业遂正式走上私有 化的道路。其实南北大道原定去年12月23日举行特大,但最终因JelasUlung以260亿令吉出价竞标,导致股东以需要时间考量为由,遂延长特大迄 今。

私营化其实就是要解决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国营企业因保护形式的独占或寡占、法律政策的束缚、人事制度的僵化,再加上缺乏追求利润和效率的诱因, 在绩效上不如私营企业,乃是大众公认的普遍事实。从80年代起,在美、英、法、日、新及中南美洲兴起的私营化风潮来看,也证明了私营化是时代的潮流,正确 的选择。就大马目前的经济环境而言,则私营化除了可将有限的资源移转至更有效率的单位使用,有助於产业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之外,对於国内投资管道不 足,私人界游资浮滥、股市规模太小的现象也有裨益。一方面可以分散股权、扩大投资群众;一方面可吸收游资,降低资金成本,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极有助益,尤其 对於国内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也兼具开源与节流的功能。此外,可以藉出售股票或资产的方式,取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偿还债务、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可 淘汰绩效不佳的企业,避免因补贴、保护而拖累财政,以缩减政府支出的规模。

何况,透过证券市场进行私营化,可以达到聚集资本,平均财富的效果,尤其国营企业的营运范围遍及农矿、制造、电力、天然气、自然水、商业、运输仓 储、电讯等,可谓无所不包,超出自然独占或公共领域的范围,早就应当大幅私营化。特别是大马朝区域营运中心的努力,正受限於基础设施的不足,在交通网络、 电讯、电力企业的表现上必须大步向前,因此私有化的脚步实已刻不容缓,南北大道由私营至国营再到私有化的过程虽然曲折,但却是正确的。

政府目前私有化进度受挫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面出了问题,而改进之道,我们认为政府首应对推动私有化的轻重缓急有个明确的步骤和时间表。其次,则应 对私有化的方式,针对各个国营企业的性质要为制定。在推动的步骤上,应再对整体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成本效益详加评估,也就是以挹住财政、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帮助产业升级效果之大小做为私有化的先后顺序。

英国过去私营化的做法,是先将较无效率的企业的以移转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处理,以免拖延过久形成阻力,增加资源浪费的程度;同时以开放竞争的方式, 迫使绩效差的国营企业在没有官方保护的环境下迎接挑战,间接达到私营化的效果。目前大马的做法却刚好相反,表现较佳的国营企业优先私营化,成为财团觊觎的 目标,又将经营不善的烫手山芋留待以后解决,既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也不合成本效益原则。因此,对於私营化以步骤应重新检讨,尤其是未负政策性任务的企业应 完全开放私人企业竞争,由市场机能决定其未来发展。非公司组织形态的国营企业可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再透过员工认股方式,提高员工的认同感及企业的专业 性。对於面临淘汰的企业员工,可预先安排自愿退休,并提供认购其他国营企业股票的便利等。

就股权移转方式而言,未来应综合采用公开承销、协议方式及透过股票集中市场转让股权方式,配合限量承购的做法,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减轻对股市的冲击,且使股权分散以免被财团化。政府当初以有损国库收益为由,坚持不脱售南北大道股权,如今又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将南北大道私有化,好凸显政府对私有化仍有迟疑。政府除了在私有化的技术上寻求防弊之道外,更应坚定私有化的政策目标,使私有化的企业经由内部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机制,负起经营成败的后 果。


转自:星洲日报/社论 2011.02.24

首善與賣菜阿嬤(張雪民)

一個是高調行善的富豪,一個是默默作善舉的平凡阿嬤。

中國首善陳光標又計劃到新加坡行善了,這回他準備在賭場門口高調派發每位最少764新幣(約1千800令吉)的紅包給當地窮人。

陳光標聲稱,他打算在賭場門口派紅包給窮人,是為了啟發賭場裡的富人,喚醒他們的良知,希望他們也能夠投入慈善事業。

陳光標的本意是好的,但最怕的是,搞不好一些“窮人”拿了紅包後,一轉身便進了賭場博一博,豈不是適得其反!

陳光標的樂施好善值得讚揚,但他到處敲鑼打鼓派紅包的高調作風,予人囂張愛出風頭的感覺,他的行善手法的確引起許多人的爭議。

有這麼一個說法,如果陳光標能有更長遠的規劃,同時通過一些慈善組織發放善款,或是將善款用於建立教育學府、醫院、孤兒院或養老院等,相信會為他贏得更多的掌聲。

在台灣,有一個賣菜的老阿嬤陳樹菊,平時生活非常節儉,但卻以自己微薄的收入默默地向各類機構捐助許多善款。她還有一個心願,就是成立一個1千萬新台幣(約100萬令吉)的文教基金會,用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生,還有生病的人。

如果她登高一呼,想必很快就可籌到這1千萬新台幣的基金,但她寧願靠她本身,通過她那菜攤,一點一滴地去籌募這筆款項,讓更多人為之動容。

陳光標與陳樹菊,一個高調,一個低調,行善作法大不同,但相信很多人會認同台灣總統馬英九的這麼一句話:行善可不高調,揚善不可低調。

也因此,把陳光標和陳樹菊兩人擺在一塊,你或許會覺得,陳樹菊會更美麗一些。


轉自:星洲日報/國際漫步 作者:張雪民 2011.02.24

人類史上一個偉大實驗場(安煥然)

在全球化和後現代的零碎記憶裡,“歷史教育”變得愈來愈令人擔憂。政府擬定SPM得把歷史科列為必須及格的科目,無非是擔心“愛國意識”的消解。而華社擔憂官方歷史論述失之偏頗,乃大聲呼吁大馬歷史教材必須重寫。問題是,我們的歷史要怎樣重寫?是在篇幅上增加多一些印度人、華人的歷史名人和故事,做點“史料填充”?還是要把歷史視角給矯正過來?

哪些才是較正確的歷史維度,更高遠的歷史視角?這得需要我們列明,作為與政府和官方歷史學者好好對話的基本認知工作。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位以華人史和台灣史稱著於日本學界的學者戴國煇(1931-2001)的觀點,與各位分享當代學人對本地族群關係歷史的研究視角問題。

1969年秋,旅居日本的戴國煇首次到訪東南亞。這一年的5月,馬來西亞發生了513種族暴動事件,而在此之前的3年,印尼蘇卡諾政權發生政變,也爆發了930排華事件。面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苦難,戴國煇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提醒日本學界切勿淪為東南亞狹隘種族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和“盲目”的愛國主義者的幫凶,陷華人於不義。

戴國煇指出,東南亞華人不全是有錢、有勢的富商階層,卻可悲地常被當地極端的種族主義及政治權謀家做為政治抗爭的棋子,煽起當地土著的排他情緒。他認為,探討印尼華人問題,必須探索印尼人貧困的真正原因,從歷史觀點去分析、瞭解把華人當成代罪羔羊,以及印尼持續這麼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

對馬來西亞70年代以來所推行的土著優先政策,他有意見。同情的理解到非馬來人渴望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同樣取得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但戴國煇也對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前景抱持一定的樂觀態度。他認為,馬來西亞所面臨的族群關係是歷史的遺產,其多元性如果說是有持續負面影響力,同時也應當擁有轉向正面的可能性。

他敏銳地探析,很多時候,馬來西亞華人的問題,事實上同時也是馬來人及印度人的問題,彼此間應相互承認這一點,並要用心善意協調。戴國煇意識到,馬來西亞擁有不同歷史文化的民族,同處於一個國度,其實是一個難得的文化資產,這正是我們當下所追尋的人類共通問題。從國際環境的現狀來看,他甚至樂觀地以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形成及其族群關係的重新定位,將會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實驗場所”。

他常常提醒日本學界,研究東南亞華人,必須把問題放置在當地的歷史脈絡中,去重新審視和描繪華人社會的真實樣貌。唯有把華人社會當成當地社會的一部份來討論,才可以正確分析其結構。如果欠缺把握華人在當地的客觀變貌,甚至不恰當的以主觀意圖去看東南亞華人問題,也可能會助長當地種族衝突、民族分裂、壓制華人的結果。他曾感慨地說,只要東南亞華人繼續在國內和國際上被當成政治抗爭的棋子,利用狹隘的種族主義來取得或維持政權的不人道政客繼續存在,華人的悲劇性就不會改變。

1980年,戴國煇以日文撰述《華僑: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苦悶和矛盾》一書,是其華人研究之集大成之作。他在書中提出雙重/多元認同的觀點,認為東南亞華人的“政治、法律認同”和“社會、文化認同”應該分開看待。並指出,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固然是東南亞“華人化”問題的“准外因”,但從“落葉歸根”的“華僑”,演變為“落地生根”的“華人”,華人的苦悶和矛盾,其主要關鍵,無疑卻是來自居住國本身。戴國煇認為,東南亞國家不應對華人進行強迫性的同化、統合政策,而應將華人視為本國的一個少數民族,並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塑造新興國形象。

已經是30年前的學術論著了。當年,戴國煇樂觀地把馬來西亞視為“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實驗場所”。這個理想的寄語,在“一個馬來西亞”口號此起彼落的今天,我們實現了多少呢?


轉自 :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安煥然 南方學院中文系主任 2011.02.24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11

美國的偽正義(陸秀琴)

歷時月餘,中東革命之火非旦絲毫沒有平息跡象,反而有愈吹愈旺之勢。如今這波“茉莉花革命”浪潮席捲石油大國利比亞,而阿爾及利亞、也門、摩洛哥、科威特、伊朗等國也開始冒出革命的星星之火,老百姓相繼揭竿起義,試圖推翻專政。

人民求變意志勢不可擋,多個獨佔國家資源及財富的獨裁政權接連垮台,中東局勢一時間風起雲湧、變化莫測,頓時讓美國的中東政策方寸大亂,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措手不及的美國這回倉卒應對並錯誤評估局勢,反覆的立場不但引起其他中東盟國的強烈不滿,也充份顯現了美國慣於用以包裝的“偽正義”。

面對死敵利比亞和盟國巴林的血腥鎮壓,美國不避忌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對卡達菲大力譴責,更聲言不排除介入,但另一方面卻又對巴林當局所作所為袖手旁觀、隔岸觀火,箇中緣由相信美國難以自圓其說。

自波斯灣戰爭后,美國便積極重整中東地區的新秩序,透過控制安全局勢的戰略目標,逐步在當地擴張勢力,達到箝制經濟命脈的目的。而做為全球最大石油庫,中東對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石油消耗國而言,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中東波”卻讓美國陷入始料未及的信用危機,面對延燒的革命怒火,美國立場反覆、口風前後不一,曾被視為“鐵桿”盟友的穆巴拉克也都遭到背棄。儘管美國事後派出高官前去安撫,但其盟友莫不已經心灰意冷、信心儘失。

面對中東事變,美國的態度三天兩變,在在顯示了這盤棋局的弔詭之處,錯綜複雜的國家利益,使美國在“民主”和“盟國”間來回擺蕩。但誰又料到,一場遠在他方的革命之亂,又會動搖世界對美國“引以為傲”的正義觀感,還意外戳破了其假面呢?


轉自:星洲日報/國際漫步 作者:陸秀琴 2011.02.23

独裁者和儿子们(郑丁贤)

卡达菲的次子出现在电视的嘴脸,让他成为全世界痛恨的对象。

政权军队屠杀了数百人,小卡不但没有痛哭流涕,向全国人民道歉忏悔,反而警告人民,他和他的老子不惜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

为了保住卡家政权,向人民开枪,血流成河,遍地尸体,也在所不惜。

够狠,够毒。

卡达菲的另一个儿子,领导军队中的精锐部队,配备最火的武器,负责此次的屠杀任务。

他深怕部队手软,不敢向人民开枪,还特地召募了苏丹、乍得等外国黑人雇佣兵,向抗议民众扫射。

卡达菲了解,自家人管用,利益捆绑在一起,儿子不会背叛老子;而且,儿子的残忍,得自老子真传,想杀就杀,何有惧哉!

为了一人一家的权力和利益,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谁敢反对,就把他们毁灭。

如今,卡达菲一家人,已经是利比亚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为了推翻卡家,人民都团结起来了。

就看卡达菲和他的宝贝儿子们的下场。

比较而言,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日的接班人,亲爱领袖金正恩同志,看来就可爱一些??至少在目前。

小恩恩陪同父亲视察军队,拿起望远镜远眺前方,有模有样,显示了他坐了火箭升上四星上将的身份。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望远镜看了半天,竟然是拿反了。

本来,这也没甚麽;没有人规定说,担任领导人须要懂得用望远镜。

然而,根据朝鲜官方资料,小恩恩曾经在金日成军事大学炮兵系学习了两年,成绩之优越,创下军事大学之纪录。

他的毕业论文,还提出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来提高炮击准确度的方法,对精准的攻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换句话说,小恩恩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

原来,军事天才使用望远镜,是反转过来用的。

要不然,拍照的摄影师就是美国间谍,竟然让恩恩出洋相,判处劳改30年都嫌太轻了。

造神运动还不止如此,金正恩还是精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多国语言的天才。

小恩恩3岁时就能持枪射击,且能默写祖父金日成用汉字写的诗。青少年时期就熟知古今东西方名将,精通陆海空军种。

恩恩同时还是农业天才。他视察农场时想出改良土壤的肥料,让农场每甲地产出15吨的稻子,比敌对的韩国产量多了10吨。

奇怪的是,朝鲜怎麽年年还闹粮荒,饿死一堆老百姓。

这一点,卡达菲倒是输了一筹。


转自:星洲日报/马荷加尼 作者:郑丁贤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3

Tuesday, February 22, 2011

经济成长超越预期(郭朝河)

恭喜政府,经过一整年挥霍努力,去年全年经济成长达到7.2%,超越原本预测7%。只是,恭喜对象也仅归政府;对於人民来说,抱歉,暂时仍没有具体值得恭喜的角度。因为,这份经济数据端出来的果实,香度胜於吃起来的甜度!

若单纯回归到评量经济数据的项目――是的,製造业与出口反弹,服务业持续发掘新商机;公共开销如愿投注,私人投资信心也显见復甦;民间消费潜在力道不断扩大,外资回笼潮也乐观洋溢。

可是,一旦扣除因为2009年遭受全球金融风暴洗礼的负成长比较基础,7.2%膨胀度顿时就泄气一半。再扣除政府颁发的大型基建合约计划或原產品价格走高带来的无预期惊人收益,真正推动经济成长的引擎寥寥可数。

最重要是,当这份报告喜气洋洋地宣告强势復甦,国民却对这波“有感復甦”感觉若即若离,相反地“有感通膨”压力却不断如影隨形。

尤其当原產品价不断攀高,政府虽然可持续开心国家收入压力相对减轻,却也间接酝酿许多入口成本与食物通膨。接下来,若政府持续推动刪减津贴政策来达到抑制赤字目標,社会通膨压力肯定会由成本主驶,“有感”物价上涨,国民最终將面临一场艰辛的“钱包保卫战”。

最后,蓬勃的个人消费趋势势必萎缩,在资產价值飆升至泡沫破灭临界水平下,私人投资情绪也会间接拉紧,服务业动力更会欲振乏力。这些都是政府圈定成长的新方向,当这些项目纷纷不支倒地,公共开销担子是否还有强大的能耐支撑呢?

別忘记,当前外围风险仍十面埋伏,尤其欧美量化宽鬆政策正推得不亦乐乎,却也间接让这场游资氾滥製造的荣景假象外露。届时不仅是攸关出口问题,而是另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正狠狠覬覦。

因此,去年漂亮的经济数据充其量只能视为亚洲新兴市场理所当然的及格表,真正要接受严峻考验的,就是政府如何在推动经济成长时,还要不断调控物价走势与扶贫政策。


转自: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郭朝河 2011.02.22

人才的现实与无奈(林明华)

中国清华大学医学院纪家葵教授的专访在本报刊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人才外流的课题也再次浮出台面,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篇专访是在新年前进行的,当时记者问了他一道问题:“你当年为何会选读被视为冷门科系的生物化学系?”他这样回答:“把握理想、快乐的工作,才能发挥出本身最大的潜能。”他也以自己的经验,鼓励独中生要敢想、敢做,冲出现实环境,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好比陈容选择了成为歌唱家,这条路相信也不很好走。”他说。

很可惜也很不幸的是,陈容没有读到这篇报导,因为这篇专访刊出前几天,陈容已因心脏病骤逝了。

后来,在一个餐会上,纪家葵再次提起陈容这位他所敬佩的歌唱家,并为陈容的早逝而惋惜不已。

纪家葵和陈容是两个不同领域、也选择了不同发展方向的人。但他们的不同处境和际遇,却值得我们深思。

陈容曾留学意大利并闯出名堂,被推崇为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男高音及获聘于德国 Dresden 国家歌剧院。但这位杰出的歌唱家回返祖国家之后,竟找不到演艺的舞台,令人不得不有感而发:如果他不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发展,他的成就、地位,甚至是家庭经济状况,会如此令人感慨万千吗?

纪家葵当年远赴美国深造,毕业后留美从事科研,结果在“干细胞与生殖发育技术”方面卓有成就。

去年,他却放弃了高薪,毅然勇闯中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继续干细胞与再生的研究。悠悠二十多年,他不是不曾想过回来报效祖国,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与环境。

我们留住了陈容,却糟蹋了一位人才;我们流失了纪家葵,却成就了一位专才。这就是现实与无奈。

纪教授告诉我,美国科研界珍惜人才的多元开放环境,是他当年选择留美的主因之一,“在美国的大学,只要你肯努力学习,教授就会无私地倾囊相授;在美国的科研界,只要你有才华和实力,你就必然可以找到实现梦想的平台,不管你的国籍,也不看你的肤色。”

“在科研室里,如果只有一种肤色、单一国家的人在作研究,是很难成就伟大的。”

这句话,是不是道尽了人才的心声,也点出了问题之所在?


转自:星洲日报/云淡风轻 作者:林明华 《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2011.02.22

Monday, February 21, 2011

貧富、強弱與大小(陳裕如)

日本官方2月14日公佈,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5兆4千742億美元,低於中國的5兆8千 786億美元,顯示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如何對待,值得中國人慎思。尤其對因此而飛揚跋扈的民族主義者,在高喊“中國強起來了”之際,有必要淋一盆冷水。

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是東京政府已不能抹煞的事實,經濟專家說,2025 年中國還會超過美國。這是中國必須一直保持目前的經濟高速成長才會出現的結果,但15年內變數很多,包括美國復甦的速度和幅度,以及中國本身的政經發展和社會穩定程度等,如果中國不能戒慎恐懼,反而信心膨脹、志得意滿的話,一個經濟風暴襲來,樹大招風,決策錯誤,遭敵視者落井下石,2025年第一名的算盤就會撥不出來。

進一步從統計數字側面看,中國經濟總量升至第二名,並不代表人民年均所得也是世界亞軍;相反的,依照國際衡量富國窮國的指標――人均GDP來看,中國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十一分之一,在國際間排序100名以後。中國人民基本上仍是窮人,雖然暴發戶不少,但百萬元資產家庭只占中國總家庭數的0.2%,且其淺薄虛浮引人側目。在日本等成熟國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至60%的財富。

這是“國富民窮”的局面,努力的空間很大。即使2025年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還需從人均 GDP評量,該像傳統中國人那般謙遜地說,中國還是窮國、開發中國家,老百姓的日子比起許多其他國家還差得遠。理由簡單不過,國家發展的目的為了造福人民,在人民富起來之前,國家稱不上富。

更進一步說,人民幸福指數比人均GDP更能反映“財富”之外的“滿足”程度,那才是對政府管治的高難度考驗。世界第一的美國,人民幸福感不及近鄰加拿大,更不及北歐小國,可為一例。從這一點評量,北京政府即使手握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但如何增加人均GDP,提高人民幸福指數,“新時代”的挑戰才剛開始,也更嚴峻。

所以,貧富是相對的概念,一如大小、強弱。中國GDP世界第二名,總量夠“大”了,但用13億人民一分攤,立刻在所得和生產力上顯出了“小”;同理,外匯儲備雖居第一名,但城鄉差距、社會分配的負指數居高,世界冠軍的成績就抱得心虛。即使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檢查,大而不當並不是真的大,軍力一放到國際上硬拚立見不足。至於經濟的軟實力總量雖大得驚人,若沒有妥善運用到基礎建設、教育、衛生和社會福利上,只供養了少數權貴驕奢,就大得底盤不穩――許多貧富懸殊、社會動盪的國家可為殷鑑。

一百多年來,中國追求富強,道路曲折、受盡屈辱,現在先“富”起來了,“強”似乎指日可待,不免讓許多人心花怒放,以至手足無措。嚴格說來,中國人準備好迎接“富強”了嗎?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富強”?此刻便須做好心理建設,北京政府的白皮書也該在此處立下宏規大願。

因此,須以謙遜、平衡的心態,既欣見好指數的增長,也得正視壞指數的事實,而務實地制訂優先次序,將可貴的資源妥善投入,並抑止驕奢浮誇對國民的不良影響。成熟的國家需要成熟的人民,政府管理和推動教育的責任不容輕貸。

古人的教誨“富而好禮”、“強而不驕”,有待反映在平衡、樸實、有禮、高水準的現代國民風範上,也顯示在國家自我定位的低調、承擔國際責任的高調上,使整個國家人民顯出不匱乏、有理路、有打拚目標和希望的自信心和滿足感。它絕不是歷史受屈辱的反彈,張牙舞爪地用大撒金錢顯示闊氣,用炫兵躍武來顯示威風。一個失衡的國度和人民,從不會讓人看得起,只會恐懼和防備。“圍堵中國”的聲浪和行動再起,足以讓中國政府和人民警惕,檢討“富強”起來的失衡之處。

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把社會衛生福利、通訊運輸、教育文化等照顧人民的工作搞好,當泱泱大國、君子之風向全世界擴散示範,中國政府和人民同受禮讚,中國的文化、制度、管理獲得正視和並形成世界重要價值時,中國才真正站起來。那時候,“富強論” 已經過時,“成熟”的大國、“世界之中”的中國才真正崛起。

當前只是過渡,中國仍在探索,方向不明,因此美醜併陳。眼前看到的,是“虛富”的經濟指數高企;是“驕強”的民族主義反射,在歷史的死胡同裡打轉,急於強兵振武,而在合作共渡的世界觀上欠缺普及;是硬體非常先進而軟體的不文明依然故我,因此向錢看、奢糜成風。

看美國的疲病,資本主義已窮途;看舊蘇聯瓦解,共產主義早該拋棄;然而“中國第一”的精義在那裡?新解的富強大國在那裡?中國知識界的精英、政府領袖……可有人為“盛世”沉住氣、潛心思考?


轉自: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陳裕如 旅美資深報人 2011.02.21

回教黨的“賦權民族”(吳啟聰)

最近回教黨舉行了全國研討會,主要宗旨是為了反擊巫統頻頻攻擊民聯州屬出賣馬來人利益,並表明回教黨不會忽略馬來人的利益,反之回教黨會履行“賦權民族”的承諾,以便真正改善馬來社會的命運,同時亦為全國人民帶來福祉。

筆者認為,回教黨會做出如此舉動,丁能補選的成績是很大因素。回教黨對丁能補選投入了史無前例的人力物力,但投票結果竟然是馬來選票大量回流國陣,讓國陣的多數票激增至三千多張,如此結果對於回教黨而言是非常震驚的。筆者曾經在投票當日親眼目睹回教黨鋪天蓋地的拉票陣容,相信回教黨對丁能補選應該是滿懷期望。

連續多場補選下來,大概顯示出同一種趨勢,那就是馬來和印裔票已經開始大量回流國陣,只有華人選票依然心繫民聯,而華人選票是否也一併回流國陣仍存一些爭議。無可否認,對於回教黨而言,馬來票才是回教黨的基本盤,馬來票的流失即意味著回教黨的根基開始動搖,而丁能補選的成績無疑成了一記警鐘。

回教黨接著下來要面對的挑戰,除了近在眉睫的萬里茂和吉道補選,還有第13屆全國大選也即將山雨欲來。如果回教黨至今仍未能制止馬來選票回流國陣,恐怕難以在接下來的補選與大選扳回一局。或許回教黨還可以繼續盤踞在北馬和東海岸一帶,但要擴大勢力版圖就頗有難度,更甭說要入主布城執政中央。

在這之前,在馬來人利益的課題上,回教黨可說一直處於挨打狀態。回教黨和行動黨結盟,本身就已經是一個不很討好馬來選民的舉動,加上回教黨向來強調宗教更甚於種族,從而導致馬來選票與回教黨漸行漸遠。如今回教黨已經開始正視這個問題,並且打出“賦權民族”的口號來爭取馬來選民的青睞。

民聯的成員黨走單一種族路線,對於民聯而言,是一種反其道而行的舉動。原本回教黨的回教國理念,都已經是民聯內部一個難以消弭的重大矛盾,如今回教黨還要另外開拓馬來人路線,這將會讓俗稱開明的行動黨和公正黨非常難堪。尤其是行動黨,林吉祥當初曾經在國會揶揄慕尤丁以馬來人優先於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如今回教黨的 “賦權民族”又何嘗不是側重馬來民族的政治口號?

如果從政治考量分析,回教黨開拓馬來人路線,對回教黨選情是利多於弊。回教黨開拓馬來人路線或許預算會流失一些華人選票,但就現階段而言,華人選票並不可能會輕易放棄民聯,即使是回教黨亦照投不誤。反之,在馬來選票方面,回教黨終究能夠挽回一些優勢,與巫統同步競爭馬來選民的支持,放眼更多馬來議席。


轉自: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吳啟聰 2011.02.21

纳吉与国家的挑战(林瑞源)

2010年经济反弹,全年增长7.2%是预料中事;这个数据已经是“过去式”,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当前的挑战。

首相纳吉日前说,他不比前任首相幸运,因为他面对国际政治及经济局势改变所带来的4大挑战。纳吉的挑战,也就是国家的挑战,特别是全球粮食短缺和物价上涨。

可以看出,政府正致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调低交通传票罚款到废除吉隆坡收费站和降低过路费,都是惠民的措施,然而粮价和物价飙涨是全球的趋势,而粮食占民众开销的一大部份,调低罚款和过路费,帮助不大。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恶化,以及大选即将到来,相信政府会暂时停止合理化津贴的行动,即维持现有的汽油和必需品津贴,以免对物价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化民怨。

大马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派发现金、让人民共享158亿令吉的财政盈馀,因为国家财政连续14年出现赤字,但是在国油於砂拉越岸外发现庞大油气田的激励下,政府目前还有能力维持对人民的补贴。

物价上涨除了冲击老百姓,也影响制造业成本和经济转型计划。正如纳吉所说的,大马属於依赖型的经济体,很多原料需要进口,因此大马制成品可能失去出口的竞争优势。

目前政府在经济转型计划下,策划许多大型工程,包括大吉隆坡的捷运、金融区,建筑材料涨价将推高工程费。

此外,外围经济不稳定,政府必须依赖内需和私人投资来扩张经济;通膨将打击消费意愿,若利率在下半年调高,民众将减少开销。

国家也面对热钱的兴风作浪,譬如房地产价格飞涨;如果国家银行没有加大力度管制热钱,通膨加上热钱的迅速撤离,对国家将是双重打击。

在中东政治动乱,热钱涌入商品、金融市场不稳定及原油涨破100美元的形势下,大马更需要步步为营,政府必须以减轻民众生活负担为主要考量。

首先,必须确保老百姓都有能力取得温饱,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次,政府开销必须量入为出,避免浪费,以便把有限资金,用在更有效益的经济计划上、舒解民困。

第三、马上启动粮食生产计划,通过短期和中期替代食品的生产,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

第四、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免对通膨火上加油。

第五、改革物品的批发、分销和零售机制;减少多层次分销,来遏制物价。

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动荡、地球暖化的局面下,政府和人民都必须居安思危,尽早做好应对措施。


转自:星洲日报/一心不乱 作者:林瑞源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2011.02.21

种族主义比宗教主义可怕(杨均源)

读到古晋圣熊君有关〈我们不要回教法〉的文章后,我有话要说,我是马华党员,也是基督徒,我就像身边绝大部份的亲朋戚友一样,曾经极力支持马华多年,但马华的表现非常伤透我们华裔支持者的心,对于马华还能为我们做些甚么已经非常心灰意冷了,无奈的改为支持民联。

不过,民联的回教党里有许多心胸狭隘及头脑简单的个人,常常用各种各样偏激的言行和行动来伤害和侮辱我国人民,本人也决不苟同这些人和事。

华裔对于支持民联就是支持回教党这课题,心里的确有许多压抑和矛盾与委屈,但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切身利益著想,我们就必须做出会深切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的选择。

个别回教党人的许多做法,的确是让人难于接受,他们的确带著狼子野心来做事,但最少他们是明刀明抢的硬硬干,公告天下:我们是“披著狼皮的狼”,你们选择我,当我掌权时,我就要实行我回教党的各种法令!最少,我们可以在回教党掌权之前,有所防范。

民联除了行动党,还有人民公正党,在广大舆论压力下可以共同将回教党说服,放弃那些在多元社会,将造成敏感课题的回教法令,共同研究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法律,毕竟,民联 3 党里有许多具有世界观并法务知识的专才,肯定能为我们带来改变,而且我们必须改变,将贪污腐败滥权、干预司法独立、朋党、极端种族主义份子等国家敌人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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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宗教主义份子,那些种族主义份子更为可怕。宗教主义只能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但种族主义却会带来流血冲突,甚至毁灭一个国家,看看那些有内战的国家就知道了,而大马种族主义份子的言行,足于让人忧虑。

所以,让我们一起拒绝种族主义者继续嚣张,在不同的宗教理念中异中求同吧,让我们的子弟,能够在自由、和平、公正的环境下求学、工作与享受生活。


转自: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杨均源 2011.02.21

真理愈辩愈明?(林明华)

政治人物最近纷纷向对手发出公开辩论的战帖,可惜都是在作政治秀,结果皆沦为媒体上的口水战而已。

喜欢辩论的人都知道,所谓真理愈辨愈明,其实是相对的,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谓见仁见智,就是如此。

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变法不同。政治辩论讲究辩论技巧,狡辩、转移话题,反唇相讥、以子之矛戮子之盾......都可派上用场。

小孩子的世界里也有争辩这回事,你一定看过这样的场景:两个小孩子在吵架,阿东骂阿华是“大坏蛋”,阿华不加思索地就反击:“你才是大坏蛋!”跟著,阿华指责阿东是“大骗子”,阿东也毫不犹豫地就反驳:“你才是大骗子!”

站在大人的角度看,这种小孩子的争辩,是没有甚麽心机可言的,所谓童言无忌嘛,一句“你才是”,是很天真的一种的自然反射,并没有甚麽邪恶的企图在内;更何况,几分钟之后,两个小孩子又和好如初,早就把之前斗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大人特别是搞政治的大人的内心世界,无疑复杂许多,因此,同样是“你才是”的反应,却是话里藏刀,不安好心,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行为,通通反推到对方身上。

举一个我们常见的例子∶有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每当被人指责他是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的时候,他总是不但不反省,反而雷霆大发,横眉竖眼地大声辩驳,反而指责指他是种族主义者的人才是彻头彻尾的沙文种族主义分子。他此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是一个成熟、有智慧、有理性的领袖,倒像极了是个老胡涂、老顽童。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周遭。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自己“神圣化”,“神圣”得眼里容不下一粒沙,更听不进别人一丁点的批评,即使是善意的,也要把批评者“妖魔化”,以彰显自己的“神圣”和“正确”。於是乎,帽子满天飞,甚麽反族人、反华教、反社会、反人民......等等,不一而足,反正能套就套。

政治人物的恐怖,是在争辩中指鹿为马,似是而非;政治人物的悲哀,是死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缺点和污点,却企图在别人的身上挑出他所被人指责的缺点和污点,以为这样就可以遮住别人的眼睛,以为这样就可以盖住别人的耳朵,以为这样就可以捂住别人的嘴巴......


转自:星洲日报/云淡风轻 作者:林明华 《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2011.02.21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阴道"和"食道"

  小明在吃晚饭时,突然问爸爸一个问题:

  「爸爸,阴道食道有什麽差别啊?」

  爸爸心想:

  「嗯,虽然有些难为情,不过这不失为一个性教育的好机会。」

  於是他就竭尽所能地解释给小明听。

  但是爸爸很纳闷,才八岁的小明是从那听来这些的,於是就问小明。

  小明回答说:

  「早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把应到实到的人数报告给他呀。」

  爸爸:...

Saturday, February 19, 2011

誰騎劫了民主(李愛如)

中東及北非的民主抗爭,跟美國有甚麼關係?為何美國會受盡冷嘲熱諷?

事情得從上個月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震蕩說起。華盛頓密切關注時勢推演,但口徑與風向卻一變再變,雖然華盛頓一再強調美國立場一貫,但外界看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從一開始力挺穆巴拉克,稱他是可靠盟友,到後來要求他迅速實現政權過渡,但仍默認他留任直到9月份總統選舉,再到“明示”他必須立刻下台……奧巴馬政府初時一直避免直言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的隱諱姿態,突顯美國不能言宣的抉擇:穩住盟友?還是支持“民主”?

看來很諷刺,更諷刺的還在後頭。反政府示威風潮持續狂燒,美國死敵伊朗與盟友巴林先後搭上這班車,而美國對這兩國示威潮所展現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更凸顯了美國的兩面人身份――一方面鼓吹伊朗民眾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巴林武力鎮壓示威者,華府卻只呼吁克制。

美國包庇明知有問題的盟友,而所謂的盟友,不過是新時代的殖民手法。包庇盟友與殖民的目的也一樣:滿足己需。

美國這次甘受千夫指也要穩住盟友,其實也是有自知之明――失去了穆巴拉克與巴林國王,在回教世界樹敵太多的美國,實在沒有把握再拉攏埃及與巴林新政府。

美國固然做得不漂亮,但若說要壓制一國民主進程,美國卻還不至於如此。有說穆巴拉克能撐到現在,都是因為美國的支持。但不獲美國支持,反之還被施加制裁的緬甸軍政府,不也一樣走到如今?

要實現民主,得靠人民自己,外人幫不上忙,也阻止不了。一個大國的零星人權覺醒,只會形成個別的人生悲劇;但集體的民主覺醒,力量之大,則無從預估。


轉自:星洲日報/國際漫步 作者:李愛如 2011.02.19

从了解政企开始(刘镇东)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和职能,以及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是经济学恒久的问题。衍生的问题包括政府是否可以做生意?政府如果真要做生意则该做什么生意、政府经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总稽查司安比林日前指出,各级政府成立数以百计的官联企业,但大部分的表现都平庸无比,往往让好些人不必工作却得到报酬,浪费无数公帑。他说,他怀疑到底这些官联企业是否符合21世纪的需要。但政府做生意的问题,不止这些而已。

政府不是不能做生意。有些事业如果涉及不能竞争的、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公共财(public goods)时,政府是最适当的经营者,像铁路、高速公路、水供、光纤。在同一个路线上搭两条水供线是不符合经济效益,而政府经营水供不见得就没有效率。例如,槟州政府管控的水务公司的表现,如价格、流失,都遥遥领先国阵政府时代下私营化的雪州水务服务和柔佛私营化单位。

铁路、高速公路和光纤骨干如果重复建设就是资源浪费,因此也是自然垄断。以光纤为例,理想的做法是政府拥有光纤骨干,至于从光纤到用户所谓的“最后一厘”(last mile)服务则开放给企业竞争。 马来西亚网路因为马电讯垄断光纤骨干和最后一厘的服务,导致其他网路服务提供者必须作出昂贵的投资,建设替代性基本设施(3G、4G、 Wimax等),最终消费者必须承担昂贵的网路费用。

在其他事业上,凡是没有自然垄断的情况,政府都应该尽量避免涉及其中,成为竞争者之一。政府掌握公权力,可以制定游戏规则、也可以在中场改变规则;但政府做生意就会排挤(crowd out)私人资本,最终社会整体将面对没有良性竞争、甚至政策扭曲的局面。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莫过于官联企业兼卖汽车(普腾、第二国产车、国产电单车等),导致政府在政策上只有汽车政策,没有诱因制定以民为本的交通政策。全国汽车数量将近千万,交通工具的总数量已达两千万,达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却不见全盘的交通政策。

另外,官联企业拥有股权的公司也包括大道收费单位。大道收费是从人民身上榨取的民脂民膏,滋养的却是政府的附属单位。

官联企业也是大发展商,如森那美集团(Sime Darby)。世界各国城市都逐渐减少向外扩张,以便回到市中心密集居住,减少仰赖私人汽车和汽油,进而减少排碳。但是森那美等官联企业掌握大片城郊土地,因此继续推广郊外居住。

森那美等官营企业也拥有国内大部分园丘,付给园丘工人低至每月400令吉的低廉工资,让园丘家庭长期生活在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中。

要理解和改革马来西亚经济窘态,非从官联企业开始不可。


转自:星洲日报/转泪点 作者:刘镇东(国会议员) 2011.02.19

Friday, February 18, 2011

何谓趁人之危?(小六)

近日有一位华社领袖在新春团拜会上指华人形同趁人之危,在政府需要帮忙的时候,提出一大堆条件。

他认为“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及地点”提出要求。

这位华社领袖也表示华人在这方面应自我反省。

很明显的,他是针对华社团体在补选时,提出原本华社族群理应享有而未享有的权益的事件,要华人反省。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终于得到了“民间”的支缓!

华人趁人之危吗?

华人多年来,都处在宪法弃婴的地位上;宪法所志明的应享权利,尤其关系到母语教育的权利,是否有充分被实践,这大家都明白;校舍不足、教师不足、拨款不足、大学门槛难跨等,都在在说明了一切。

在天下太平时期,华社的应享权利,还必须经由所谓的协商来争取,而不是掌政者依宪法精神来公平对待。在水静河飞时期的协商与争取,不见得都会获得处理,而且有时还会被指责“反政府”、“没尊重他族的感受”、“不应提敏感课题”;甚至还会面对“回中国”的叫嚣。

没有大选,没有补选的时候,该是“适当”的时间吧?可是,在“适当”的时间内所得的反应并不“适当”,在人民可以发挥手中选票的时候提出,却又被指责是“趁人之危”而需要反省。

请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适当”的?

请这位领袖告诉大家,执掌政权者,包括华基政党是否更应反省?


转自: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作者:小六 2011.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