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後現代的零碎記憶裡，“歷史教育”變得愈來愈令人擔憂。政府擬定SPM得把歷史科列為必須及格的科目，無非是擔心“愛國意識”的消解。而華社擔憂官方歷史論述失之偏頗，乃大聲呼吁大馬歷史教材必須重寫。問題是，我們的歷史要怎樣重寫？是在篇幅上增加多一些印度人、華人的歷史名人和故事，做點“史料填充”？還是要把歷史視角給矯正過來？
哪些才是較正確的歷史維度，更高遠的歷史視角？這得需要我們列明，作為與政府和官方歷史學者好好對話的基本認知工作。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位以華人史和台灣史稱著於日本學界的學者戴國煇（1931-2001）的觀點，與各位分享當代學人對本地族群關係歷史的研究視角問題。
1969年秋，旅居日本的戴國煇首次到訪東南亞。這一年的5月，馬來西亞發生了513種族暴動事件，而在此之前的3年，印尼蘇卡諾政權發生政變，也爆發了930排華事件。面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苦難，戴國煇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提醒日本學界切勿淪為東南亞狹隘種族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和“盲目”的愛國主義者的幫凶，陷華人於不義。
戴國煇指出，東南亞華人不全是有錢、有勢的富商階層，卻可悲地常被當地極端的種族主義及政治權謀家做為政治抗爭的棋子，煽起當地土著的排他情緒。他認為，探討印尼華人問題，必須探索印尼人貧困的真正原因，從歷史觀點去分析、瞭解把華人當成代罪羔羊，以及印尼持續這麼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
對馬來西亞70年代以來所推行的土著優先政策，他有意見。同情的理解到非馬來人渴望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同樣取得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但戴國煇也對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前景抱持一定的樂觀態度。他認為，馬來西亞所面臨的族群關係是歷史的遺產，其多元性如果說是有持續負面影響力，同時也應當擁有轉向正面的可能性。
他敏銳地探析，很多時候，馬來西亞華人的問題，事實上同時也是馬來人及印度人的問題，彼此間應相互承認這一點，並要用心善意協調。戴國煇意識到，馬來西亞擁有不同歷史文化的民族，同處於一個國度，其實是一個難得的文化資產，這正是我們當下所追尋的人類共通問題。從國際環境的現狀來看，他甚至樂觀地以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形成及其族群關係的重新定位，將會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實驗場所”。
他常常提醒日本學界，研究東南亞華人，必須把問題放置在當地的歷史脈絡中，去重新審視和描繪華人社會的真實樣貌。唯有把華人社會當成當地社會的一部份來討論，才可以正確分析其結構。如果欠缺把握華人在當地的客觀變貌，甚至不恰當的以主觀意圖去看東南亞華人問題，也可能會助長當地種族衝突、民族分裂、壓制華人的結果。他曾感慨地說，只要東南亞華人繼續在國內和國際上被當成政治抗爭的棋子，利用狹隘的種族主義來取得或維持政權的不人道政客繼續存在，華人的悲劇性就不會改變。
1980年，戴國煇以日文撰述《華僑：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苦悶和矛盾》一書，是其華人研究之集大成之作。他在書中提出雙重／多元認同的觀點，認為東南亞華人的“政治、法律認同”和“社會、文化認同”應該分開看待。並指出，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固然是東南亞“華人化”問題的“准外因”，但從“落葉歸根”的“華僑”，演變為“落地生根”的“華人”，華人的苦悶和矛盾，其主要關鍵，無疑卻是來自居住國本身。戴國煇認為，東南亞國家不應對華人進行強迫性的同化、統合政策，而應將華人視為本國的一個少數民族，並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塑造新興國形象。
已經是30年前的學術論著了。當年，戴國煇樂觀地把馬來西亞視為“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實驗場所”。這個理想的寄語，在“一個馬來西亞”口號此起彼落的今天，我們實現了多少呢？
轉自 ：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安煥然 南方學院中文系主任 20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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