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突尼西亞的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之後，利比亞領導人卡達菲也陷入垂死掙扎中；接下來，民眾的怒火也可能延燒至也門、巴林、阿爾及利亞等地。
從本‧阿里到卡達菲，從突尼西亞到利比亞，從第二世界（極權世界）的領航人，到第三世界的破落大戶，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阿拉伯世界的變化的確只能以“從高峰跌落谷底”這樣的字眼加以形容。但是，包括阿拉伯國家人民和全球的民眾都想進一步的追問，到底這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短暫現象，還是一段持久的逆旅？
如果用社會科學的觀念做深一層的檢討，問題則是：到底轉型只是一段短暫的過程，還是說它未來就是一段無特定方向的發展歷程；它本無固定的方向，既可以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回專制權威，還有可能只是懸宕在那裡，不生、不死、不富、不滅，變成一種難以清晰界定的混亂情狀。這就像中美洲的海地和東北非的索馬里甚至伊拉克、阿富汗一樣，變成一種自由、混亂卻無政府的狀態。表面看來，是脫離了舊的專制、威權，而且也允許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運作，實際上，則是缺乏效率、秩序安定和制度化。換言之，這是一種缺乏制度化和民主效能的政治解體局面。這種形式的民主轉型，顯然並非我們所期望的制度化民主轉型，而且也難以走向穩定的憲政民主，但從全球經驗觀察，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轉型，卻有不少是屬於步履蹣跚的前者，而成功的建立起穩定民主的國家，卻是少之又少。
1990年代東歐民主轉型的例證，可以進一步彰顯此一民主轉型歷程的複雜性。立陶宛、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國，不是依然處在前共產黨勢力盤據的處境之下，就是面臨著反共的民主黨派失去了政局的主導力，而改頭換面以“社會黨”或“社民黨”的形象站到台前的前共產黨勢力，重新掌權的新情勢。雖然這些前共產黨本身也已轉型，但對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及集體主義的堅持，卻是依然不變的。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復辟的領導階層中，不乏過去共產黨政權中的軍政首長、特工頭子及計劃經濟的執行人，甚至曾是民主黨派的死對頭。這樣的轉型歷程，到底應稱之為民主逆轉或共黨復辟，的確是有待深思的，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國家的社會治安、政治秩序與國計民生，已經太不如前。儘管民間的經濟競爭活動已大幅度開展，但原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貧富懸殊的困境，卻已造成社會沉重的包袱，而價值體系與文化觀念的瓦解，更是對人民影響深遠的心頭之痛。套句政治學者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話說，這實在是一段前途茫茫的政治衰退（Political decay）歷程，民主的前途究竟在哪裡，卻是一個難以樂估的問題。
從東歐和阿拉伯世界看回第三世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面貌卻好像完全不同。目前一些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績仍然相當樂觀，政治改革的成果也差強人意，而社會秩序基本上仍維持得住，至於所謂“卡達菲效應“，則好像還未發生。換言之，這些國家民主轉型的歷程應是政治“發展”而非“衰退”，應是民主“成長”卻非“逆轉”，前途似乎是樂觀而充滿希望的。
可是，若我們再做深一層的反思，情勢卻未必是如此樂觀。從菲律賓歷任總統涉貪腐、印尼軍方各據山頭、台灣陳水扁案審訊的曲折離奇，我們看到的是公權力淪喪，政府能力不斷衰頹的事實。從一些多元種族國家極端種族主義氣焰猖獗，到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我們看到的是政治腐化現象不斷惡化的政治衰退歷程。而兇殺、綁架、亂倫、弒親、縱火、飆車等社會治安逆轉的訊息，更讓小市民和大商人同樣感到危機四伏，不得安居。
上述這一連串的疑問清楚的告訴我們：雖然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歷程遠較東歐、阿拉伯世界來得成功、穩定，但卻未必能發展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憲政體制。這些國家的發展離穩定民主的境界還十分遙遠，而目前所出現的諸多問題，卻已構成民主發展上的重要障礙。如果它們不能在未來幾年內革除民粹主義、權錢交易、政府無能等弊端，則當前的小阿奎諾、蘇西洛、阿比希甚至馬英九等領導人，可能人人都會變成卡達菲、穆巴拉克，在短期之內聲望跌落谷底，成為快速折損的“舊朝人物”了。
“人人變成穆巴拉克”，或許只是當前許多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夢魘，但更是尋常百姓不願見到的轉型悲劇。可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在卻已看到一個個快速折舊的“穆巴拉克”，也看到黨意與民意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當前的危機，也是我們駐足反省轉型歷程時的警訊，更是我們探索民主國家前景應有的新思維。
轉自：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羅正文 《星洲日報》總主筆 201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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